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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战袁绍前操十胜绍十败是谁提出的?

发布时间:2019-08-19 16:00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央视旧三国里是郭嘉提出,新三国却是荀彧提出,这不乱搞吗,而且在旧版里,郭嘉出现得多,新版里,郭嘉只出现三次,只有一次有说话,而且也仅仅几个字,印象中郭嘉稍强于荀彧吧。...

  央视旧三国里是郭嘉提出,新三国却是荀彧提出,这不乱搞吗,而且在旧版里,郭嘉出现得多,新版里,郭嘉只出现三次,只有一次有说话,而且也仅仅几个字,印象中郭嘉稍强于荀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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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十胜十败论,就是郭嘉的一个名篇,在标准的正史《三国志》上是可以查到的。

  郭嘉(170年-207年),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东汉末年曹操帐下著名谋士。

  郭嘉原为袁绍部下,后转投曹操,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立下了功勋,官至军师祭酒,封洧阳亭侯。在曹操征伐乌丸时病逝,年仅三十八岁。谥曰贞侯。

  史书上称他“才策谋略,世之奇士”。曹操称赞他见识过人,是自己的“奇佐”。

  二、袁绍以反叛汉室的动机出兵;而您则以复兴汉室的名义征战,这是义胜于他。

  三、东汉的灭亡,主要就在于对下级管理的宽松。袁绍的管理制度就过于宽松,不能产生震慑力;而您以严治政,全军上下都依法行事,这是管理上胜于他。

  四、袁绍表面上宽宏大量而内心则多疑,对所用之人也多有怀疑,重用的只有亲戚朋友;而您用人表面看来平易简单,而内心明察秋毫,用人从不怀疑,不管亲疏远近,只要有才就大胆使用他,这是度量上胜过他。

  五、袁绍善于思考却很难做决定,优柔寡断贻误战机;而您决策果断,执行高效,应变能力强,这是谋略胜过他。

  六、袁绍世代公卿,喜欢用高谈阔论显示自己的高贵,因此投靠他的多为会吹捧装裱自己的人;而您诚心对待别人,不贪图虚荣,自己厉行节俭为下属做出表率,对待有功之人却从不吝啬,因此忠诚、正直、有远见、有真才实干的人都愿意投奔您,这是道德选择上胜过他。

  七、袁绍对见到的饥寒之人非常怜悯,对看不到的却考虑不到;而您对于眼前的小事不拘小节,而在大事上却毫不疏忽,忧国忧民,对天下的饥寒贫民都施以恩惠,没有疏漏,因此声望远远超过袁绍,这是仁德上胜过他。

  八、袁绍的大臣争权夺势,谗言四起惑乱视听;而您用道义教导下级,不让这种勾心斗角互相夺势的事情发生,这是您明智上胜过他。

  九、袁绍是非不分赏罚不明,而您认为是对的事就以赏赐来推行它,错误的事就依法处罚来纠正它,这是管理文化上胜于他。

  十、袁绍喜欢虚张声势,并不懂得兵法的要领;而您打仗可以以少胜多,用兵如神,我军士兵都信任您,敌人都惧怕您,这是武略上胜于他。

  展开全部LZ你是对的,这个十胜十败论,本来就是郭嘉的一个名篇,在标准的正史《三国志》上是可以查到的啊(如果说是三顾茅庐、舌战群儒这些孔明的在正史上无法验证的乱写就算啦,这种有记载的都这样,无语O__O…)。这么经典的事例《新三国》也弄错,这也太过分了吧。

  陈寿《三国志》: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为司空军祭酒。

  《傅子》曰:太祖谓嘉曰:“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对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强,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绍方北击公孙瓒,可因其远征,东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绍为寇,布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展开全部此外三国志中有荀彧的四胜四败。很多人说郭嘉是抄袭荀彧的。 四胜: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土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 其实十胜和四胜还是颇有些不同的,而最大的共同点应该是他们对曹操这个人本身的看法观点很一致,但两人所本之学,治国之道,对当时社会的看法都能从细微处见不同。 两人最相似的论述是谋胜和德胜,均是从曹操能应变决断,以诚、实、俭为美德,并能赏有功来说的,是曹操个人的优点所在。 另外比较相似的则是度胜,但是可以注意到奉孝此话比之文若特别多出了“(绍)所任唯亲戚子弟”“(公)不间远近”,这两句话甚至可以包括在前面“唯才所宜”里,但是从当时社会的世家大族、豪族扩张的趋势来看,这两句不可不谓别有玄机。这些扩张都可谓宗族的扩张,只是世家大族多有文化传承,豪族则在文化上的影响力较弱,而都是以儒家所本之周代宗法制为思想内核,重用亲戚子弟,间远近,则是发展壮大本宗的必然手段,其实在当时,也算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观点,因为儒家的亲亲思想才是当时的正常想法。只是后来发展不受控制,宗法思想结合士族扩张,逐渐演变为晋代的门阀士族,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注:周代的宗族和汉代不同,这里都是指某些情况下有条件立宗的家族,一般平民是没有宗的。) 武胜也是他们共同论述的一个观点,然则这个共同观点的内涵却差别甚大。文若的的武胜是“以法治军”为基础的,文若说法,也是以“御军”为前提,而在政治上,一般不提“法”,如虽然他在四胜中没提到“治”,但本传里提及他谈治道,也是以儒家礼仪德化为主。而奉孝的“武胜”则是以纯粹从“兵法”本身说明,并指出曹操能用奇谋。而他“法”的思想却是深入到更广泛的政治层面上,所谓文治武功,已经在之前的“治胜”和“文胜”中提及。 另外六条则是奉孝提及而文若没有提及的了,很多人认为奉孝这个数字的增加是为增强曹操信心,但其实这六条里的某些则可以说是奉孝对当时世俗传统思想有更大的颠覆倾向,并对此认为是正确的反映。例如,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道统领万物,然何为“正道”,各家之见不同。奉孝取道家之“自然”,并认为此胜于儒家礼仪,且认为这才是“道”,其实在当时便是颠覆。虽然从东汉开始,玄虚思想、道家学说逐渐有抬头之势,也少有敢冒世之大不韪批礼之人,而王充“异端”著作《论衡》则是其中之一,但王充批礼是以礼之出现之原因,认为“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上古不需要礼仍然大治,所以礼非治之本,但在《非韩》篇仍强调礼之需要。而他论著中的“自然”,则是批驳董仲舒新儒学“天人感应”的天,而确立自然之天,比较相似于道家和荀子的天道观。因此,如奉孝在政论中把礼仪和自然对应,仍是少见之论,因为东汉以来“自然”多对应于“天人感应”,这点在桓谭和王符的著作中亦是如此。反而则有点像后世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之玄学,但玄学其实是一种学术,“越名教而任自然”论述的其实是清评清议到清谈的转变,从世事人事的议论到抽象的形而上的本体论的转变。 汉末魏初的名教,究其根源,大约是儒家礼之“别异”和黄老“君无为→分官任能”思想的结合,从战国时代开始,这样以才能定尊卑阶级的“礼”逐渐取代了西周以来以血缘关系定尊卑阶级的“礼”,而士人兴起。汉代选官以察举为主,因此清评清议之风日行,而任官之后,则又须核定名实,所以汉末名教便是这种种的结合。直到王弼以老子思想解儒家经典,又把物质之气“自然天”化为抽象规律之“自然道”,名教之论便逐渐转为道家无为自然。奉孝当没有后世王弼之深见,但是思想也已然别于汉末众论,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他本不受近世之学影响,自看先秦诸家经典于是有所立异,毕竟早期老庄之自然也不是对应后世新儒学“天人感应”的谶纬学说的。 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 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 这两条均提到法,第一条在在田庆余《秦汉魏晋史探微》里说袁绍和曹操的一章引用,“宽猛”在当时具体指对世家豪强扩张以法律抑制的政策,观《三国志》提到的宽严之事,应该还是颇中的,曹操平河北后“重豪强抑并之法”也是此条的一个注脚。如若论广泛之宽猛,则多指法之宽严。这两条之所以列在一起,后者对前者是具有承接意义的,如果说治胜三是针对汉末具体政之得失的话,这条同样说到法的则是确立己方“文治”之要,“所是进之以礼”可以看出奉孝对“礼”有自己的想法,首先他的“道胜一”里是有简礼的倾向的,但是如何简,这里或可管中窥豹一番,士人说礼从西周春秋君臣父子夫妻尊卑本分之分(血统为主),到战国就多为贤能和庸碌之分(能力为主),到汉代则是因宗法思想重新在商鞅变法之后抬头且逐渐占据主位,所以是两者的结合。而奉孝则是是非之分,至于是非对他来说是怎样,由于他没著书立说,所以不能具体而知,而且礼只是进“是”(进可作“推崇,赞扬”解),而非非“非”,法才是用来正“非”,与当时一般论礼便涉及上下尊卑能庸两个对立概念和论法也涉及赏罚两个对立概念有所不同,反而与今天的礼和法的观念比较相似。 其实总观奉孝十胜十败里透露出来的思想,他大概很可能是道本法用,但也不是完全不屑于儒家,也提礼仁义,只是有自己对一般儒家定义相异的观点。于也是道法儒名结合的黄老之学中,更偏重于道法。分官设职任人为能核定名实是好的,只是不应与人为制定的礼之尊卑结合,而只是才性之不同,皆是道所化生,任自然便可,且其本身乃“齐”,然任性并非任情,王弼认为圣人任性顺道,凡人任情。但世人不可能都是圣人,所以于社会,便需要“法”来限制过分的任情而发生的不恰当的行为。当然这种观点是用于现代的甚或未来的,在当时,则大概是美好的理想。 值得一提的则是,虽然奉孝说了十胜,文若说了四胜,但其实这并不就是曹操行为的实证,例如文若以他之观点,不提曹操政治上法申商和抑制豪强,奉孝则以他之观点对曹操的不拘、用法、用人的意义都有扩展和深化,“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应是曹操的真诚表达。

  郭嘉负责军事战略,出谋划策;荀彧负责后勤保障,安定民生。可以说一个是军师,一个是丞相,典型的两类。所以,战斗方面应该是郭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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